三联生活周刊：解读200万大学生就业难题(转)
三联生活周刊：解读200万大学生就业难题作为高等教育扩招本科生毕业的第一年，2003年将有212万名大学毕业生走向就业市场——与去年的145万相比，今年的大学毕业生猛增了67万，增幅为46.2%。2004年，仍有250万大学生将继续杀入这块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
记者◎李菁 实习记者◎刘溜
越来越难找的工作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99级学生冷晶晶从去年11月底到今年1月初，共参加了6场人才招聘会。“人太多了，简直就是体力的较量。印象最深的是首体那次，9点刚过我就去了，有3000多人涌在门口，只好分时段放人。11点我才进去，但大概半小时就出来了。里边摊位少，根本没机会跟招聘者说话，很多人从人群外往里扔简历。那天来的单位能解决户口的很少，大家一听说哪儿能解决户口就往哪儿涌，边涌边喊‘这儿解决户口’。”冷晶晶说自己6次的经历与同学相比，只算是“还可以”。
而2月22日参加国展招聘会的经历对同为毕业生的刘利华来说简直有点不堪回首的感觉。“下公共汽车后离国展还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但根本用不着问路，跟着密集的人流往前走就是。入口处像一个漩涡，被身不由己地推来搡去，虽然有保安来维持秩序，但无济于事。在门口被挤了10分钟才进去。有些摊位前特别挤，像清华同方，排了十几分钟的队才轮到我，一问才知道对方的情况与我的要求并不符合。这次招聘会大部分参展单位要求有工作经验的，我开始还兴致勃勃的，逛到后来，人累得不行，脚都麻了，看着比较合适的单位都提不起劲了，逛最后一个展厅我一份简历都没投出，人家看着我也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冷晶晶回忆说，“展厅很多人坐在地上或者台阶上，那一脸的迷茫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任占忠主任用一组数字验证了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从北京市的情况看，因为1999年专科生的扩招，去年就有8.8万毕业生，已增加了26%，今年又有11万多毕业生，增加了23%，这种增长幅度是以前没有的”。
就在上周(3月7日)，北京的部分高校公布了硕士研究生考试结果，79.9万名学生争夺21.7万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也将尘埃落定。可以预见的是，“考研热”仍要延续几年。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介绍，人大应届毕业生中，60%以上选择了考研。考研，究竟是初衷还是苦衷？不少人发出这样的疑问。
樊钉老师说，很多学生经过了12年校园生活，一朝走出去，面临的心理压力特别大。“学校心理咨询室接待的，早期时是刚入学，对专业不满的;到中期是谈恋爱遇到各种问题的，后期主要就是就业压力问题了。”“3年前，我担心找不到工作，我考了硕士;3年后的今天，我担心找不到工作，我又考了博士。我不知道几年后我会不会为6年前的选择后悔。”这是一位学生在一个论坛上发的帖子。这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毕业生的心态，“把就业压力延缓到3年后再说吧，可是3年以后呢？”
扩招与就业的两难处境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就业研究所副所长姚裕群教授毫不犹豫地承认，目前这种就业困境，“大学扩招肯定是重要原因”。扩招的直接结果是使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大大改变，“一方面，数十万的劳动力涌入市场，而另一方面，社会需求又没增加多少，这造成一部分学生的就业难题”。
姚老师介绍说，去年是1999年扩招后的硕士、专科生在三年学制后走向就业的时间点，“今年本科生毕业后，发现许多岗位被上下两个层次都占了，对本科生的需要自然减少。与此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开始自觉地节约劳动力。这大大加剧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缺口。
“上星期我开了个会，以往的这段时间，能确定工作的占2/3以上，而现在10%还不到。许多专业的就业压力特别大，像金融、法律、注(册)会(计师)等专业，原来认为就业形势特别好，现在看来纷纷过剩。”
“从90年代开始，每年必然有100多万的固定劳动力注入市场。1999到2003年的增长幅度又是最大的，各个高校的增长幅度普遍在10%～20%左右。”据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办公室主任樊钉介绍，今年人大有3800名学生面临就业——比上届多了800人，但需求信息却下降了30%多，“明年的压力更大，因为实行硕士两年学制，2001、2002年两届硕士生在明年同时毕业，届时毕业生人数将激增到6300人。”樊钉坦率地说，“现在高校的就业率统计对我们压力特别大。它直接影响学生报考时对大学的选择，另一方面也影响外界对学校的评价，我们不敢不重视。”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赖德胜并不赞同将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全部归结为扩招，“可以说就业难与扩招有关系，但也无关系”，“只要是市场经济体制，必然有一部分劳动力像商品一样，卖不出去，从这个层面上看，有一部分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的。这与传统的统招统分相比，是一种进步。”扩招已持续进行了几年，就业难的问题能否成为累积式问题，赖德胜教授认为，这取决于许多变量，其中“发展是解决就业的主要原因。如果大环境经济很好的话，从绝对数上看，100万劳动力并不算很庞大的数字”。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由“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变的历史任务，据一位教育界人士透露，教育部在2002年便已宣告完成原本计划在2010年达到的“15%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步子之大让人惊讶，虽然与国外相比仍有不小差距。赖德胜教授不赞同因为就业难就停止扩招的观点——问题不在于扩招，而在于扩招后如何消化。但他反对盲目攀比国外数字，赖德胜教授认为，“合适的扩招比例在5%左右，这与我们当前的教育容量相匹配”。-
中国大学生就业情况的历史回顾
□1951年10月1日，当时的政务院决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工作由政府分配”。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共和国总理亲自负责大学生分配工作。1962年，中央决定成立由习仲勋负责的“毕业生分配委员会”。直至“文革”前，负责和参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部门先后有政务院、教育部、内务部。
□1981年，“文革”后首批统一招收的本科毕业生就业，国家恢复中断了十几年的毕业生统一计划分配制度。这一时期大学毕业生在社会上供不应求，个人无需为毕业分配操心，但也没有把握个人命运的自主权，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正是当时情形的写照。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其中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决定》的重大决策之一，允许学校有一定自主分配的权力。此后，一部分高校开始探索有偿分配的形式，但在1989年被禁止。
□1987年，清华大学第一次尝试供需见面会活动，这是大学生第一次在工作前可以与“婆家”见面，受到普遍好评。1989年，国家正式推出“毕业生自主择业、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双向选择制度。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高校进一步改革了分配制度。1998年，首批“并轨”改革后(即自费上学、自主择业)的高校毕业生走向社会，就业政策进一步放宽。绝大多数毕业生实现了自主择业，少数定向生、少数民族生在国家规定范围内就业。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樊钉)
就业难的非教育因素
“其实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与市场接轨，才不过短短十年时间。”樊钉介绍说，1997年，由于政府出台国家机构精简措施，1998、1999两年，到党政机关——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的“传统”去处——就业的人数大幅减少，其中1999年减少了1000多人。
2000年，在加入WTO谈判中，中国决定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形成的连锁反应就是各大银行抢滩登陆校园招聘人才，当时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内的几大银行接收应届毕业生总量超过数千人，这在以往几年都是不多见的。“以前是统招统分制度，毕业时谈不上自主选择，也谈不上就业压力。丁对丁，卯对卯。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经历了两年变化:一是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二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许多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比如户籍制度、档案制度等，都冲击现在的就业分配，从而形成这种教育瓶颈。”
樊钉说他们曾作过一个统计:人大76%的毕业生最终选择在北京、上海、深圳就业。“在北京，即使是一个民营企业，也要求硕士、博士学位，这导致本科生就业难度进一步增加。”赖德胜教授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分割”，“美国的情况主要是种族分割、性别分割、区域分割，而中国的问题不是教育、种族、性别分割，而主要是制度性分割。在目前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有一部分人必然存在就业困难。学生的来源是全国的，多元化，而毕业的去向十分单一，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
赖德胜教授举例说明这种分割对毕业生就业的影响，“假如中国的流动成本不高，劳动力市场没有严重分割的话，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时，他完全可以回农村，或者到竞争不太激烈的省市呆几年之后再回城里找工作。但是现在城市与乡村，甚至东部与西部都分割得太厉害，回去之后再出来，人才流动成本有多高？谁敢离开城市？所以很多人有这样的心态:即便在大城市里没工作，也不去西部、农村。”
不过赖德胜也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业有正式、非正式，很多人只把能留档案、能落户口的那种理解成‘就业’。而也有很大一部分人，虽然不以这种形式就业，但他们实际上也在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甚至自己经营，对这样一部分人，一要尊重，二要鼓励他们的选择。政府重视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并不是意味着要求政府承担提供多少岗位，而是要给企业、学校自主权。劳动力是商品，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资源配置。”
赖德胜担心的是，目前大学生就业难带来的不利后果是“教育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大学生缴纳学费与国家培养他们所花费钱数的比例是1:4，也就是说，如果大学生上学期间花了2万元学费，国家实际上在他身上花的钱是8万元。大学业如果找不到工作，实际上也极大地浪费了国家的教育资源。大学生就业如果不稳定，也会对人们进一步投身教育事业形成冲击”。
另外一方面，“当大学毕业找工作难时，反而成为大家都要考大学的理由。本科生不好找工作，人们被‘逼’着考硕士、博士。但一个国家的基础教育更重要，决定民族素质的根本在于高中教育。而我们国家并不需要这么多的研究生。这种教育结构的不合理，也是教育资源的浪费。”
从表面上看，大学生的就业难应归为“教育问题”，但接受采访的几位专家与学者一致认为，其深层原因正折射出中国目前与经济制度不配套的种种问题。
“从道理上讲，从学校到用人单位这条路就应该是通的。但实际上，这在北京的现实情况下仍难以实现。”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任占忠主任介绍说，目前在北京的高校，毕业生分配仍受两个指标限制，一是接收单位要有北京市人事部门给的留京指标，二是学校本身也有限制留京人数的限制。人大就业指导中心的樊钉老师说:“大学生的就业与招生，这两块本来应是受市场影响最大的，但无论哪一块，各高校根本没有自主权。”北京市各机关每年要向人事部门申报次年的用人计划，一如十年前那样。
从事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多年的任占忠认为，毕业生就业难的另一个原因也与教育结构的不合理有关。“目前外贸、金融、法律、会计等专业都趋于饱和，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找工作都特别困难，要么就改行。另外，一些工科学校偏偏要办综合型大学，设立了许多文科专业，而到了毕业之后，社会只认这些学校的工科专业。当初很多优秀的学生报考这些院校，但4年后也面临着社会不认同、就业难的问题。”
“我们在跟学校开会时一再讲，学校要对毕业生负责，不能只抓进口不抓出口。其实这点政府也看到、学校也知道，但解决起来很困难，因为它涉及许多用人问题。如果专业撤走了，这些教师员工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显然又不是任占忠所能解决的。“总的来说，大学生就业困难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社会选择的增加，对个体选择的尊重，当然同时也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的赖德胜教授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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