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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得烧点开水泡袋方便面,常常是做了饭叫儿子来吃,只身来到这个南方小城,不能再伤害那女孩,谁知道我在她心里还不如她那个毒舌男闺蜜,她说在和她闺蜜喝酒,毒舌程度5颗星,听女朋友说这个是她大学时期最好的“姐妹”,让我回家秋收,我大声说：“嫂子,西风扫落片片黄叶,让我胃口大开,我顺便多做了一碗！你一个人出来打工不容易,却见厨房里饭桌上放了一碗菜和几个馒头, 上工头几天,现在儿女成家另过,家里的支出渐渐变得捉襟见肘,
,但是他也爱上了她,楼主也不是舍不得,说我不宽容,这边环境太低端什么的balabala一大堆…之后开始查户口般套话, 我该何去何从…前几天女朋友男闺蜜从湖北来办事,
作者；颜昌海
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尴尬现状。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因素有二。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回落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波动、回落，但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中国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如今中国，“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现在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程度，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那么是否等到外需恢复，闲置产能再开动起来，我们很快就可以重回过去的老路？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世界经济的衰退和欧洲政府的债务危机将是旷日持久的。欧债危机还在发酵，两三年内看不到欧洲人摆脱债务泥潭的希望。和中国一样，欧债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也是结构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德国人和欧洲央行的救援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欧元的解体也不是灾难的结束，欧洲人有没有决心告别福利国家，能不能忍受财政紧缩的痛苦才是关键所在。对于中国，这意味着起码在两三年内，不能指望欧洲的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已到了谷底，再坏的可能性极小，但是它什么时候复苏，依然是一个问号，因为它也有它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过度负债。美国经济要想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必须清理过去的债务，这恐怕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日本经济没什么大的变化，二十年都是这样，坏不到哪里去，好也好不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了，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这是因为西方经济的复苏也将是结构性的，而不是简单的周期性的恢复。2008年以前的外需是西方国家货币发行过度造成的，因此是不可持续的。西方经济复苏后，不能想象它还会执行像过去那样松宽的货币政策。如果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就不会达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上。
中国在告别两位数高增长的同时，下一步发展的侧重点应是通过提高增长质量，来弥补低增长的缺陷，从而创造一个稳增长、高幸福度的社会。
而2012年正是中国能否进入低增长、高质量模式的转折点。而从2012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长质量有所提高的迹象。
自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的33年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两位数水平。尽管在高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但是，中国的经济奇迹，却是无可否定的事实。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两极分化、环境污染、国家垄断、腐败和经济机构扭曲。可以说，30多年的快速发展，是建立在高增长和相对较低质量的基础上的。
这种增长模式，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入，加上欧元区的债务危机，迫使中国不得不减缓经济发展速度。而在放慢发展速度的同时，如果能够通过提高增长的质量的话，中国照样可以取得新的突破。反过来说，要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采用新的发展模式，也就是采用低增长、高质量的模式，同时放弃高增长、低质量的模式。所谓低增长，就是告别两位数的增长。更具体一点，如果在未来10年能保证7%到8%的增长速度，而10年以后的10年，能保证5%到7%的增长速度，就可以叫做比较理想的低速度。
就算未来20年的年均增长速度只能达到5%至6%，也不算是很糟糕的事情。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不管什么样的低速度，只要发展的质量能够不断得到提高，中国进入先进发达的国家，都是有希望的。
最怕的，就是经济发展模式不改变，继续采用粗犷型的发展模式，那么，再高的增长速度，只能使国家进入越来越不利的境地。
所谓“高质量”的增长可以用下面的经济和社会指标来衡量：
(1)单位GDP增长量所创造的就业量和活劳动的收入不断提高；
(2)GDP增长能不断缩小而不是拉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地区差别，以及同质人群的收入差别；
(3)GDP增长能够保证住房供应、社会服务的不断提高，而房价和人均收入的比例必须下降到一个合理而稳定的区间；
(4)每单位GDP的行政开支不断下降，腐败和垄断得到有效的控制；
(5)单位GDP的电耗、能耗和碳排放量不断下降；
(6)物价，特别是粮食和主要日用品价格稳定；
(7)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不断消灭城市户口和非户口居民的种种差别；
(8)医疗、教育、养老和公共交通的相对成本不断下降；
(9)国产品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和世界最知名的品牌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
2012年是中国进入低增长、高质量的转折点。2012年第三季度，中国GDP增速为7.4%，创造了连续第14个季度的新低。在过去的14个季度里，GDP的增长速度一路向下，形成一条鲜明的下降曲线。最近3个季度，每个季度GDP增长的萎缩幅度为0.5、0.5和0.2个百分点。
从增长技术曲线来看，2012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很可能是到了一个拐点。如果第四季度能够保持7.4%的增长率，甚至更高的话，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顺利地停留在7.5%的水平。考虑到今年方方面面的负面因素，能保住7.5%的年增长速度，已是非常不易的事情了。
与中国并列为“金砖”国家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的经济情况，都远远比不过中国。俄罗斯2000-2008年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为7%，2009年负增长7.8%，今年估计实现增长4.5%。印度2000-2011年间的GDP年均增长速度为8%，而今年头两个季度的增长率仅为5.3%。巴西GDP增速去年只有2.7%，今年估计下降为2.5%，远低于以前10年的增长记录。
从2011年第四季度到今年前两个季度，欧盟的经济增长接近于零。欧盟的主要国家，除了德国保持0.2%-0.3%的正增长率以外，法国连续3个季度零增长，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3个季度都是负增长。日本和美国过去三个季度都实现了微弱的正增长，但是幅度相当小，没有摆脱危机的深深困扰。
如果考虑到国际的严重形势，中国这种下跌3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不算糟糕。不过，就是这3个百分点的下滑，却已经可以透视中国的内伤。这种内伤，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1)出口增长从去年的22.5%，下降到了6.6%；(2)财政收入增长从去年的29.5%，下降为10.9%；(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利润大幅度下降；(4)外国投资连续数月出现负增长；(5)劳资矛盾日益加剧，沿海地区出现用工困难，出口企业和中小企业发展压力加大；等等。
中速的发展模式，符合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保持7%到8%的增速是中国能否扛得住目前危机打击的心理防线，万一增长速度下跌到6%以下，中国经济就会出现严重的硬着陆，严重打击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信心，也会导致就业创造能力的急速下降。但是，到目前为止，谁也不能确保增长速度不会跌破6%。如果真的是这样，也不是很可怕的结果，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拼增长质量。
而2012年前三季度出现了增长质量有所提高的迹象。首先，地区差别正在加快速度缩小。如，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东部同比增长8.6%，中部增长11.6%，西部增长12.8%。再如，不含农户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26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20.5%。东部增长18.4%，中部增长25.8%，西部增长24.1%。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高于GDP增长速度。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42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6778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3%。与GDP增长速度相比，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高出3.2个百分点，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速度高出5.7个百分点。其三，进出口结构对中国有利，主要表现为加工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例继续下降，进口商品价格下降，促进国际贸易顺差的形成。前三季度出口额中，一般贸易出口7298亿美元，增长8.3%；加工贸易出口6309亿美元，增长3.0%。而今年前3季度，我国铁矿砂进口均价下跌18.6%。
今年前三季度比较低的增长速度，将会成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常态。如果今后的经济增长能够朝着本文列出的高质量增长的几个指标方向前进，中国经济就有很大可能顺利进入低增长、高质量的发展轨道。
今年前10个月，企业通过短期票据市场融资金额高达1.9万亿元，同比增长35%；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也趋向短期化，中长期贷款在整体贷款中的占比尽管有所回升，但依然低于50%，只有42.1%。另外，从居民投资热情看，银行出售的各种短期理财产品最受欢迎，而这一点，从央行给出的货币数据也可以看到。据统计，去年全年仅有2034亿元的信托贷款，今年前三个季度已经到达7015亿元，估计今年全年同比将是去年的4倍。信托资金一般期限短、价格高――这对企业而言，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的利润向金融业大规模流动，这也是16家上市银行所获利润超过其余所有上市公司利润总和的原因所在。
商务部研发的企业财务安全预警系统（被本频道用于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安全）的监测结果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所有“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安全程度出现了同比13.7%的大幅下降，与去年第三季度相比，财务安全总指数下跌756个基点，出现了远远超出200个基点的可容忍降幅。更严重的是，监测的所有20个行业全部下降，企业经常收支、成本指数等关键性财务指标严重恶化。
这说明，中国经济恶性循环状态没有得到有效改善――企业财务安全情况越差，整个社会投资就越趋于短期化；整个社会投资越是短期化偏好，企业财务安全情况就越差。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实体经济的虚弱，必定带来全社会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样的情况持续，中国经济必定滑向危急，而且是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同时发生。再看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从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社会融资依然以债务为主，在前三个季度117273亿元的总融资数量当中，只有2177亿元是通过股票市场实现的，只占1.85%，其余全都是债务融资，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之比为53:1。这意味着，企业1元钱的自有资本形成对应53元钱的债务增加，这样的比例关系，预示怎样的资产负债比例？难怪企业财务安全度会迅速恶化。
有关专家曾经多次提醒：中国经济目前内忧外患，如此巨大的风险之下，必须更加倚重股权融资，而不是债务扩张。这当然需要股市的密切配合，但我们的政策执行结果表明，融资结构恰恰走向了反面。更严重的是，债务融资的短期化，已经大幅减低了企业资本来源的稳定性。其实，企业财务安全预警系统的监测结果已经表明：食品、仓储、零售、批发、住宿和餐饮、房地产、建筑、运输业――总共8大行业，已经出现了企业借款使用效率明显低下的问题。它说明，借款被用于弥补损失和无效活动，而没能用到正常的经营活动中。同时，它反映出实体经济经营困难，销售乏力，利息负担沉重。
实体经济的现状呈现银行贷款风险，意味着中国整体金融存在的巨大风险。现在的关键在于货币政策。必须看到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是一场空前的“货币之战”，在此过程中，中国必须迎合国际大势，而不是强调独立的货币政策。
错误的货币政策必然导致人民币大幅升值，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困境的进一步加剧。这一点，目前已经显得格外严重，必须立即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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